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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隐居着一群来自城市的年轻人。碧水青山间，他们边工作边生活。
“数字游民”是外界对他们的统一称呼——拿着一线城市的高工资，在三四线城市远程办公，享受着低生活成本和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只需一根网线，打破工作和办公地点的强绑定关系。这是一种在年轻人群体中颇为风靡的生活方式。
可碧山村里的这群年轻人不愿被简单归为“游民”，他们想和脚下的土地产生更多的连接。
24岁河南女生刘灼热，已大半年没更新自己的社交账号了，最近终于更新了一篇日记。“太过现充（网络用语，全称‘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生赢家’）。”她在日记开头这样解释断更的原因。
一年多前，从香港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她来到深圳工作。城市里，严丝合缝的玻璃窗把一栋栋高楼切割成规整而透明的“匣子”。每天上午9点，深圳某CBD大楼里的一部电梯门缓缓打开，刘灼热被挤了出来，踱到属于她的“匣子”里。漫长的一天就这样开始。生活重复且单调，她感到厌倦，“整栋楼的窗户，没有一点缝隙”。
不久后，她又去了上海工作。城市换了，生活节奏一点没变。去年2月，刘灼热回到香港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她比原计划提早一天离开。这次不是暂别，而是不回头地离开。
很难说清楚转变是在哪个瞬间发生的。刘灼热将之解释为骨子里对乡村的认同感：她的老家在河南济源市大南坡村，城市并不是她的刚需。
去年9月，刘灼热来到距离深圳1000公里的安徽黟县碧山村。在这里，阳光从徽派民居的天井洒下，猫咪在光晕里伸着懒腰，马头墙外是郁郁葱葱的植物。最初，刘灼热选择乡村生活是有些犹豫的，毕竟这是世俗意义下“不稳定的状态”。但当她以生活的心态扎根在村里后，她发现，比起在城市里“花钱买快乐”，乡村里“免费的快乐”让她感到踏实。它可能是爬山摘一次桂花，也可能是骑车去县城吃一碗热乎乎的汤面。她将之定义为“靠身体感知的乐趣”。
刘灼热加入一家名为“黏菌俱乐部”的青年在地组织，一群热爱乡村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以项目的形式共创，一起为碧山村做点事儿。
俱乐部的创始人是李泽洲。他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设计专业出身。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田埂和树林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去上班。2024年初，他和朋友一起在碧山村租下一栋二层小楼作为设计工作室，黏菌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
黏菌是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微生物。它是一种没有神经中枢的单细胞个体，但可以自由延伸、相互连接。李泽洲将之隐喻为团队成员合作的方式，即去中心化、互相支持。
最初俱乐部只有四五人，现在的常驻成员约11人。在这里，一间房月租800元，大部分人来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会选择留下来。
刘灼热是常驻人员之一。其他年轻人的经历和她一样，有的人从事设计工作，每天被KPI追着跑，却觉得日子越来越空洞；有人是考古专业的，工作后生活状态直线下降，来到这里做起自己感兴趣的田野调查。
俱乐部成员大多擅长设计，可刘灼热对此不熟悉。她写作能力强，团队成员就带着她一起上山采风，鼓励她写文章发表。前年底，团队在筹备碧山村啤酒精酿博物馆的展览，策展文字就是她负责的。没有人催着打卡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工作内容依据兴趣导向，刘灼热认同这样的价值感，“远比追求KPI真切”。
就像是浮萍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群年轻人被乡村“托举”了。对旁人来说，乡村是退路，但对他们来说，乡村是主动的选择。如今，他们自然地享受当下时间的流动，安心地为生活“添砖加瓦”。
在国内，像刘灼热和李泽洲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称呼——“数字游民”。他们依托互联网打破工作与地点的强绑定关系，凭借自身的数字技能获得收入，追求地理位置自由与工作自主，选择在喜欢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拿着一线城市的工资，在三线乡村生活，这被称为“地理套利”。因此，在中国，风景秀丽且生活成本较低的乡村是数字游民的最佳选择。2024年12月，国内知名数字游民社区NCC发布的《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描绘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画像——平均年龄约31岁、90后、高学历。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即虽未成为数字游民，但展现出对这一生活方式的渴望或正部分实践此类生活方式的群体）人数在7000万到1亿之间。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李泽洲和刘灼热还不是其中之一。“我不愿称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数字游民。”读大学时，李泽洲就萌发了想做青年在地组织的想法。毕业后，他前往国内各个数字游民社区参观体验，但始终没有一处能符合他的期待。在他看来，大部分数字游民社区更像一座座孤岛，数字游民们一方面借地办公，另一方面各玩各的，或是抱团取暖。他们的流动性极强，只在社区内停留一段时间后，便会前往下一个社区，没有真正深入乡村，也不和当地村民打交道。
李泽洲想建立的社区，不只是为年轻人提供“灵活的办公室”，而是和村民打交道，为乡村做实事，真正把根扎在乡村的土地里。
黏菌俱乐部成立半年后，李泽洲意识到，他在乡村承接城市里的项目，无非是换了地方继续打工。那时，他找来同伴商量俱乐部转型，并从当地村民手中租下一栋民居。民居共15间房，居住和办公的空间更大了，李泽洲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去年9月，黏菌俱乐部内额外分出一支设计团队，负责碧山村乡村物产品牌建设。
民居的主人是村里的木匠夏叔。他凭借出色的手艺，将老宅翻新，打造成民宿。可碧山村内民宿行业竞争激烈，夏叔的民宿不仅赚不到钱，还劳神费力，他便将其租给了李泽洲。
因俱乐部人数增加需要请人做饭，李泽洲通过村民介绍认识了村里刚失业的程姨。程姨的女儿常年在外打工，俱乐部里的年轻人和她女儿年龄相仿，程姨每天变着花样做饭。“她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刘灼热说。
在黏菌俱乐部的工作室里，李泽洲喝着葛根粉，指着一张写着“山野货，葛根粉”的海报，“这张海报是我们设计的，让村里做手工葛根粉的老奶奶销量高了不少”。
俱乐部转型后，成员们计划推出有关碧山村的风物展，让藏在深山里的乡野好货被更多人知晓。他们分头忙活：上山走访调研，寻找合适的产品，为其设计有辨识度的包装，联系展览场地……最终，野蜂蜜、土椒酱、桂花酒酿、萝卜干、月饼等被挑选出来。去年10月1日，“言碧有物”展览亮相。
宣传片将展品串成一个诗意的故事——“花儿眨眼，挤出了蜜，忍不住想要捧住。蜜蜂给了我一下，很疼，作为我打扰它采蜜的回应。辣椒默默地红着，替我把那份辣的感受收下，他们觉得过意不去，送我一只花篮。我猜在编织的时候，借了春天的光”。俱乐部成员为他们打造的乡村在地风物品牌取名“地儿，地儿”。“地儿”音似“Dear”，是这群年轻人对土地的真切呼唤。
农产品背后，藏着和土地有关的故事。让刘灼热印象最深的，是在农户程叔家喝到的一杯水。那次，团队成员上山走访，程叔招呼大家进屋喝水。水是蜂蜜冲的，带着点儿琥珀色。原来，程叔的老伴患有直肠癌，医生建议吃蜂蜜保养，程叔担心买到假蜂蜜，便自己学习养蜂，从1箱养到了10箱。程叔乐意将蜂蜜卖给这群年轻人，他不想卖更高的价格。他知道他们在给乡村做好事，也希望能长期合作。
在夏叔心里，这群年轻人是“来帮村里做宣传的”，和村里人关系很好，见了面都会互相打招呼。“村里年轻人少，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夏叔的语气中倒没有悲伤，在他看来，这是个正常的规律。传统的农业生产早已很难糊口，村里有老人算了一笔账：种植两亩水稻，去掉人工成本，一年仅挣800元左右。
李泽洲提到一个细节：在枧溪村走访时，他的手机接收不到任何信号。就凭这一点，年轻人很难留在村子里。
村里的年轻人离开乡村为了生活，俱乐部的年轻人来乡村同样是为了生活。只是这两种生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边是生存逻辑驱动下的必然出走，另一边是带着知识与城市经验的反向洄游。李泽洲希望通过自身与乡村的深度连接，探寻出一条弥合这道裂缝的出路。“我们既然留下来了，真的希望能为村子里做一点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指出，当数字游民在乡村定居后，他们会转变为“数字乡民”。这群新乡民参与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来，并成为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这无疑对中国乡村发展，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姚建华看来，数字游民群体对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文化赋能上。他们凭借对年轻化审美和新时代需求的敏锐把握，利用数字化的传播形式，将原本不加修饰的乡村产品，变得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审美与购买习惯。
李泽洲说，目前俱乐部已经和村里多位村民建立了联系，正在探索合作模式。“不能急于求成，我们想做长久的事，而不是一阵风的‘表演’。”
国外一项关于“继续寻找数字游民”的调查显示，多数数字游民持续“游牧生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年。
当被问及婚姻和社保等现实问题时，刘灼热和李泽洲均表示，“考虑这些事情为时尚早，一切顺其自然”。他们不能确定是否会一直留在乡村。在李泽洲看来，俱乐部的成员正在做一场人生实验——没有固定的剧本，没有结束的时间，却有清晰的方向。
俱乐部成立至今，对于成员们来说，生活恰好到达一个平衡点——每月生活成本仅两三千元，虽没有固定工作，但一直在做自己坚持且认同的事。刘灼热将之归纳为一种“农民心态”，踏实且自在。
对于俱乐部，李泽洲规划了未来十年的发展路径：第一阶段，吸引更多愿意长期驻村的年轻人，由于俱乐部会承接政府改造项目，李泽洲希望未来能多招募建筑、景观行业的人才；第二阶段，他希望俱乐部能和全国多个青年社区建立联动，相互赋能；第三阶段，提升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尽管黟县政府出台了《黟县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策10条》，给予数字游民经济上的支持，但仅靠政府支持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第四阶段，他希望搭建区别于城市教育的“乡土学院”，让孩子们摆脱内卷。
“十年计划”藏着雄心，李泽洲并不着急，“走一步看一步，得先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他将现阶段比喻为“小树破土”——就像农民知晓种子破土自有其规律，他们只负责深耕脚下的土地。
姚建华表示，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一场双向奔赴。政府资源投入，让数字游民的创意有了落地的土壤。同时，大量青年群体拥入乡村，也能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消费市场。“他们在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同时，与政府或是乡村社区合作协商，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乡村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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