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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梁漱溟先生的三本旧作：《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乡村建设理论》，近日由世纪文景出版公司重新编辑出版。
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他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1988年于北京逝世。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他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他早期却笃信佛教
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为这两大问题而思考、行动，终其一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就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追寻的记录。
“《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得死；现在则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梁漱溟在1943年曾这样说道。终于他在1975年7月，82岁高龄之时，完成了这部著作。
“吾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乎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世所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其言人心也，则指示出事实上人心有如此如此者；其从而论人生也，即其事实之如此以明夫理想上人生所当勉励实践者亦即在此焉。人心，人生，非二也。理想要必归合乎事实。”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的绪论中写道。
而《人心与人生》也的确是梁漱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梁漱溟内心中“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而他的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的精神力量，则集中表现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人心与人生》中。这本书也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思虑最精深的一部著作，从立意到出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此书最吸引人之处，也是存在最大争议之处，是作者预言人类文化的前途是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的崛起。
作为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他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他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了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书中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
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在书中，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和十四个特征。并分析指出，在这些个性和特征的影响与陶冶下，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大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滑老到。这样的论述不可谓不是入木三分。
梁漱溟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而他的一生，他的创作，也无愧于这一使命。
